苏联歌曲（九）
文/高海涛 编辑/寻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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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知道一首非洲的歌，
非洲知道我的歌吗？
——电影《走出非洲》
许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在外面当兵、上大学、参加工作，很少能回一趟老家。偶然回去，也是为了给父母上坟扫墓，匆匆来去，大都在清明节前的四月份。可以说在我对故乡的记忆里，四月成群。
春节过后，当年中学宣传队的同学倡议要搞一次毕业四十年重返母校活动，时间也定在四月，并说同行的还有几位沈阳“下放户”的同学，我虽从未参加过宣传队，但因为又快到清明节了，就和大家一起踏上了还乡之旅。
到了镇上的中学，大家就拍照片，还在校门口照了几张合影，都是当年宣传队那种造型的，摆出斗志昂扬、奋勇前进的样子。然后就纷纷上车，说在县里当局长的一位同学都安排好了，到县城吃饭，当地许多同学都能参加。我说那你们去吧，毕竟这里是我的老家，我想一个人走走。
顺着西河套走回养育我的小山村，我感到这春天的风好像比当年变得轻柔了，温润了，不再是旋风朵朵，长风阵阵，但味道还是当年的味道，如同沙路还是当年的沙路。
风是携带着记忆的。一阵阵的风，就像是一瓶瓶名贵的葡萄酒，标着不同的年份和产地。只是风不会静静地摆在那里等你品尝，它们是游荡的，满世界游荡。当你走在路上，或在夏天打开窗子，或在冬天抬头看雪，不期而遇地，你就会闻到一阵很特别的风，携带着一段很特别的记忆，而那记忆就恰好属于你。
而现在是正当春天，我闻到的风青涩而不乏成熟，它来自故乡的丘陵和大洼，年份却属于七十年代初。是的，这风来自我生命中的七十年代，特别是那熟悉的野菜味道，让我的记忆闻风而动，就如同“闻颦鼓而思良将”那样，一下子又想起了那个年代的歌曲和往事。
如果我知道一首非洲的歌，一首关于非洲新月普照下的长颈鹿的歌，一首关于田中的犁，和满脸汗水的摘咖啡的人的歌，非洲知道我的歌吗？平原上的微风会不会因我对它生动多彩的描绘而颤抖？或者孩子们将以我的名字来做一个游戏？或者满月会在石子小路洒下像我一样的影子？或者恩贡山上的鹰会来找我？
这是电影《走出非洲》的里的歌词，我不知道是小说的原作者写的，还是电影的制作者加的，但歌词的确很美，走在回乡的村路上，它笼罩了我整个的心境。
如果我知道一首苏联的歌, 苏联会知道我的歌吗？
如果我知道一首故乡的歌，故乡会知道我的歌吗？
又走到了那两座小山脚下，抬头望去，它们还是像当年那样青葱而神秘，但当年的歌声还在吗？那些歌声，就像当年的许多精神和思想，早已有的娶妻，有的嫁人，有的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记得当年在这条沙路上，有谁曾喊过我苏联人。真有意思，想到苏联早已解体，仿佛那个称谓也随之解体了一样，如同一堆精致的碎片，星光灿烂地同时指向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阿塞拜疆人、吉尔吉斯坦人等等，在我的记忆中发出微暗的、可疑的光芒。
快到老家的小村了，在村口的山梁上，我坐下来歇息。路边的荒地上长着荠荠菜和小叶芹，都是小时候最爱吃的。还有几丛野花，那淡黄的，应该叫野菊花，浅蓝的，可能是勿忘草，四月的春风吹过，让我刹那间想通了T.S.艾略特那首著名的《荒原》中第一句的意思：“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艾略特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荒地上长着丁香，所以四月看上去才是残忍的。如果像我家乡现在这样，荒地上不长丁香，只长野花和野菜，那就谈不上残忍了。
但家乡的荒地上毕竟曾经长过丁香，就是那些从城里来的男孩女孩们，她们或叫殷红或叫姹紫或叫别的什么。而如今一切都复归了秩序，丁香们义无返顾地去了远方，老实的野菜和本分的野花则留在荒地上。
如果我知道一首苏联的歌，一首关于伟大的列宁领导我们前进的歌，一首关于辽西、乡村、野菜，以及海芳姐的喀秋莎的歌，苏联知道我的歌吗？马老师的山楂树会不会因我对它们的生动描绘而颤抖？或者三套车将以米国林的名字跑过冰河？或者田野上的白桦会洒下殷红的影子？或者高尔基的“海燕”会来找我？
我摘下几朵野菊花和勿忘草，细心地放进我的挎包，挎包里有杜曼尼斯那本英文诗集，还有我准备送给姐姐和海芳姐的礼物。
（原题《苏联歌曲》，载《红豆》杂志2013年第9期，收入作者散文集《英格兰流年》，转载时略有改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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