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燕后燕北燕史》之《序论二》

文图/周亚利 编辑/安然

第二节  前燕后燕北燕历史研究概况

　　古人对前燕、后燕、北燕历史的撰述，主要集中在《十六国春秋》《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上。鉴于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早在北宋时散失，清人汤球乃取明代何镗《汉魏丛书》中收录的原《十六国春秋》为底本，汇集散见于群书中的有关史料，写成《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此外，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北宋李昉等所撰《太平御览》、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北宋李昉所撰《太平广记》、北魏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粱释慧皎所撰《高僧传》等都记载了前燕、后燕、北燕历史的相关内容，为我们了解前燕、后燕、北燕历史提供了重要文字资料。

　　对鲜卑及前燕、后燕、北燕的考古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1960年，陈大为先生发表了《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①可视为有关鲜卑墓葬发现与研究的最初成果。1973年发表了黎瑶渤先生的《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②，这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墓葬，是第一个有明确纪年的三燕时期的墓葬，为我们判断三燕文物建立了第一个标尺。1980年，董高、周亚利发表了《北票县下喇嘛沟发现一座晋墓》^③，增加了人们对三燕时期墓葬、砖的特点以及三燕文物等方面的认识。1981年，孙国平先生发表了《试论鲜卑族的步摇冠饰》^④。此后，又有后燕崔遹墓、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和其它一些北燕墓葬，诸如朝阳八宝村一号墓、大平房村壁画墓、北庙村一、二号墓和单家店的三座鲜卑墓等相继发现^⑤。上述墓葬虽为数不多，但很重要，因为它们的发现对慕容鲜卑和三燕时期墓葬的认识与研究有着某种开拓性或奠基性的意义。尤其是具有墓主可考的冯氏墓和有纪年墓表的崔氏墓的发现，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依据。

　　①《考古》1960年第1期。

　　②《文物》1973年第3期。

　　③《辽宁文物》总第l期，1980年。

　　④《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年。

　　⑤陈大为等：《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第3期；辽宁省博物馆文  物工作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李宇锋：《辽宁朝阳两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此外，对后燕龙腾苑的初步确认也值得注意。史载，龙腾苑为后燕末帝慕容熙于403年所建，后燕灭亡后便被废弃。有学者经实地考察后推测，位于今朝阳北七公里的木头营子村附近的“东团山子”和“西团山子”遗址有可能是龙腾苑中的景云山遗址和宫殿建筑遗址^⑥。

　　⑥朱子方：《记后燕龙腾苑遗址的发现》，《东北地方史研究》1984年创刊号。

　　最早进行相关综合性考古研究的是宿白先生。他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⑦一文中除对北燕冯素弗墓的形制、壁画和随葬品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外，还将北票房身墓和义县保安寺墓出土文物分别同匈奴、拓跋鲜卑遗物相比较，初步推定了这两座墓与内蒙古地区鲜卑墓之间的早晚关系，对于我们认识鲜卑的发展过程很有帮助。其后的综合性研究可以徐基先生于1987年发表的《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⑧一文为代表。该文根据当时所掌握的辽西和周边地区的相关资料，对包括三燕时期墓葬在内的慕容鲜卑文化遗存的分期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文中以对相关诸遗存中的多种文化因素和时代特征的综合考察为基础，首次明确指出新开河——大凌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应是鲜卑慕容部的文化遗存，并将辽西地区的鲜卑墓葬和三燕史迹同内蒙古地区的早期鲜卑墓葬联系起来，明确了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从而初步确定了一个以辽西地区慕容鲜卑文化遗存为主线的具有编年意义的发展序列。

　　⑦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

　　⑧徐基：《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文物出版社1990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三燕历史考古研究的兴盛时期，这一阶段发现的鲜卑和三燕墓葬较为重要的有沟门子晋壁画墓、前燕奉车都尉墓、仓粮窖鲜卑墓、袁台子北燕墓、锦州李廆墓、十二台砖厂两晋墓和88M l、甜草沟晋墓、喇嘛洞墓地等^⑨。从相关报告对这些墓葬的相对年代的推定来看，其时间跨度大致在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初之间，包括了前燕建国以前的慕容廆时期和整个三燕时期。这些新发现不仅使辽西地区的鲜卑和三燕时期的墓葬在总体数量上增多、在地域分布上更广，而且作为聚葬之所并具一定规模的墓地也多有发现，如十二台、甜草沟和大板营子墓地等，特别是喇嘛洞墓地尤为突出。该墓地共有三燕时期的墓葬四十二座，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是迄今我国北方地区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处以三燕文化墓葬为主的墓地。

　　⑨陈大为：《朝阳沟门子晋壁画墓》，《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文物》1994年1l期；孙国平：《辽宁北票仓粮窑鲜卑墓》，《文物》1994年第11期。璞石：《辽宁朝阳袁台子北燕墓》，《文物》1994年第11期。辛发等：《锦州前燕李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6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和《朝阳十二台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文物》1997年11期(其中“田”为“甜”之误。张克举等：《辽宁发掘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22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此外，对与慕容鲜卑活动有关的建筑遗迹进行的试掘和调查，也丰富了我们对三燕文化的认识。这些建筑遗迹包括金岭寺魏晋建筑群址^⑩和“思燕浮图”^⑪与龙城故址^⑫等。

　　⑩辛岩等：《金岭寺魏晋时期大型建筑群址考古发掘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1日。

　　⑪董高：《朝阳北塔思燕浮图基址考》，《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

　　⑫田立坤：《棘城新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

　　利用考古材料对三燕文化进行专题研究也是这一阶段和特点之一。1991年，田立坤先生发表了《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⑬，首次提出了“三燕文化”这一概念， “三燕文化”一词逐渐在考古学界及辽西地区流行起来。此文的主要贡献是让为我们集中了解了三燕遗存的时代、主要特征，并指出以舍根墓群、十二台乡砖厂墓群、新胜屯墓群、北票房身村晋墓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应该是三燕遗存的源，也就是慕容部建国前的遗存。1995年，董高先生发表了《公元3—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的比较研究》^⑭，以丰富的考古资料论证了慕容鲜卑马具对高句丽民族以及朝鲜、日本马具的影响。1996年，周亚利发表了《朝阳三燕、北魏遗存中反映出的汉文化因素》^⑮，文中以大量的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证了慕容鲜卑汉化的广度，让我们对慕容鲜卑汉化程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田立坤先生发表了《棘城新考》^⑯一文，论证了棘城应该是今北票三官营子村。徐秉琨先生的《鲜卑·三国·古坟——中国朝鲜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⑰一书的出版，更为我们了解慕容鲜卑及三燕文化与古代朝鲜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翔实的论据。1998年，张克举先生发表了《前燕出土的马胄及其源流》^⑱一文，此文以十二台88M1出土的我国第一套马具装实物为主要材料，论述了三燕马具装的发展及对高句丽、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让我们对三燕马具装在中国马具装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对周边的影响有了清楚的认识。

　　⑬田立坤：《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l期。

　　⑭董高：《公元3—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的比较研究》，《文物》1995年第10期。

　　⑮周亚利：《朝阳三燕、北魏遗存中反映出的汉文化因素》，《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

　　⑯田立坤：《棘城新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

　　⑰徐秉琨：《鲜卑·三国·古坟——中国朝鲜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第l版。

　　⑱张克举：《前燕出土的马骨及其源流》，《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这一时期，利用文献对前燕、后燕、北燕历史诸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多见诸发表。其中有马欣、张习武先生的《十六国军制初探》；旷天伟先生的《论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兵役》；张金龙先生的《北燕政治史四题》；高敏先生的《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制度》；牛润珍、杜英先生的《十六国史官制度术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人们深入了解、研究三燕军事、政治、史学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及认识，做出了贡献。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些更深层次研究三燕文化及慕容鲜卑考古文化的著述见诸报道。《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铁器的金相实验研究》^⑲，对喇嘛洞墓地出土铁器的材质、锻造工艺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是一篇科技含量较高的论文，标志着三燕文化研究已进入新阶段。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与慕容鲜卑的祖先东胡族有密切关系的考古文化，寻找到它的源头，对于理解慕容鲜卑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夏家店上层文化探源》^⑳为我们寻找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源头提出了新的思路。而《慕容鲜卑溯源》^⒇一文，从考古文化特征、语言、风俗等方面论证了慕容鲜卑的祖先最初来自中国西部的观点。《慕容鲜卑文化研究》一文，则对慕容鲜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勾勒出一幅慕容鲜卑文化的立体画面。

　　⑲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铁器的金相实验研究》，《文物》2001年12期。

　　⑳周亚利：《夏家店上层文化探源》，《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⒇周亚利：《慕容鲜卑溯源》，《中国地名》（学术版）2008年第5期。

　　利用文献研究前燕、后燕、北燕史诸问题的成果则有张金龙先生的《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刘国石、王玮平先生的《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典章制度的汉化》，张军先生的《两晋时期公府与军府之机构设置及层级——以志书中的记载为中心的考察》，郭晓华、王锋平先生的《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史学》，魏丽先生的《魏晋南朝都督制研究》，石磊先生的《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郭鹏先生的《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等等。

　　此外，日本、朝鲜半岛的学者也对前燕、后燕、北燕的有关方面做过若干研究。

　　这些研究往往侧重于前燕后燕北燕的某一个方面，尚缺乏对三燕历史文化作全面的综合性探讨与论述。尽管如此，上述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前燕、后燕、北燕史的研究内容，为我们系统全面地叙述前燕、后燕、北燕史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一部较全面反映三燕文化的著作面世的条件基本成熟。今天我们能完成《前燕后燕北燕史》这部著作，无疑是大量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应该感谢前述各位学者的辛勤劳动，也应感谢各地田野发掘人员给我们提供大量的考古资料，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要完成《前燕后燕北燕史》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我们非常感谢历史考古工作者在前燕、后燕、北燕史研究上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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