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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篇佳序，是解读作品的钥匙，更是照见精神的明镜。彭定安先生为长篇文学传记《百炼成钢——父亲刘春林的传奇人生》所作的这篇序言，以赤诚笔墨凝萃真知灼见，既为读者读懂这部作品搭建了清晰的认知脉络，更以深度剖析让传主的精神风骨愈发鲜明，为这部纪实佳作赋予了更为厚重的时代注解。传记落笔的，是辽西基层知识分子刘春林扎根乡土、攻坚克难的一生，是从瓦工到铸钢先锋的平凡与不凡。而彭先生的序言，以“有志向、有才华、有毅力、有成就、有贡献、有意义”精准勾勒传主人生底色，深挖其奋进路上的人文精神源泉，更以专业的文学视角，剖析作品实事求是、沉稳质朴的创作特质与艺术价值，让读者既见人物的拼搏历程，更懂作品的纪实初心。编发这篇序言，与诸君一同循着文字，品读基层实干者的传奇人生，体悟作品的文学与时代价值，汲取那份穿越岁月、砥砺人心的奋进力量。

我欲为君歌一曲

——序《百炼成钢》

文/彭定安

　　“我欲为君歌一曲”——这是我拜读刘文艳同志为她父亲刘春林同志所写的传记《百炼成钢》之后，产生的一腔意念和情愫。遗憾的是，我既不会吟诗，又无能填词，只好退而就其次，用普通的文字，来写下心中的感受和体悟。

　　拜读之后，我的总体感受，可以用“六个有”概括刘春林同志的人生与事迹：有志向、有才华、有毅力、有成就、有贡献、有意义。

　　作为长期奋战在乡村基层的工业科技干部，他在基层创业主要靠高度的责任感、为人民事业献身的思想境界，靠自学、自悟、刻苦钻研、坚持不懈，而一步一步取得成就，达到能够制造、生产高技术产品——如民用飞机。这种成就，没有坚毅的志向，没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没有为人民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读过这部传记，一位坚韧不拔、艰苦卓绝、既有远大志向又有刻苦精神，既能深入钻研又有创新精神的形象便卓然立于眼前。

　　勇于创造成大器，问君何以能至此？

　　书中告诉我们，有三部文艺作品给予了他精神的力量。第一是他求学期间就习而信奉的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诗句，注入他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人生道途的指引。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所立志求索的道路，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的求索，就是创造和生产社会、国家所需要的工业产品。第二是在他人生路途中的关键时期，他读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感动和鼓励过无数中国青年志士的书，那段关于“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一生”的共产主义警策抒情，也感动和打动了刘春林。如果说屈原的追求真理的诗句所表现的是求索真理与实现理想的精神与志向，那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论述，就指出了其所追求的理想和要实现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要度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第三个则是当他蒙受不白之冤时，则吟诵苏东坡的著名词作，凭此既消除了心中的激愤，又激起了勇对邪恶、超脱潇洒的心境：“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定风波》）

　　这几段记述，使我想起科学技术与人文社科的结合问题。有论者指出，科学技术专家在运用科技知识创造发明时，他的人生方向、科研方向、遇难而进的精神、创造发明的思维力量，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给予指引和帮助。这是正确的。我一向认为人生作为，包括事业的追求、学术的修养，运用人文社科是解决战略问题的；而科学技术是解决战术问题的。刘春林同志的经历和发明创造的过程与成就，他的精神气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刘春林同志的事迹和精神以及成就，可以概括为：艰苦卓绝、奋进不息、学习钻研、创新夺标、卓有贡献、人生意义重大。

　　从文学创作方面来说，读这部传记，大不同于读其他类似著述。其优异之处和特色亮点，我感觉有这么几个方面。

　　子女为父辈作传，出于亲情，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间，在叙事行文中，不免含着歌颂之情，难免对一些事情，存在一定程度的增益甚至略含夸大之意，情之所至，诉诸文字，溢于言表，读者出于理解，也可接受。但这部纪实作品却没有这种情况。凡事皆实事求是，而且叙述得沉静平直，未做过分的渲染。如制造农用飞机一事，在农村一个乡镇企业、普通工厂，竟然做出如此惊人的成绩，本是足可大事书写的。不过事情的缘由，却并非起于壮志宏愿，终成大业。此事之所以上马，实出于一次会议上，与领导话赶话的逼促，后来势必无奈，只好定为任务来完成。作者在此处，依然实事求是，按真实情况一一道来，却未作如何雄心壮志、立下宏愿，终成大业的陈述。此事即使不做如此陈述，也不妨隐去真实，只说确定了这样一个大任务，如何克服困难终于完成亦无不可。但作者却没有取“取之亦可”的做法，而是有实事求是之真意，无哗众取宠之虚荣心。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是实事求是、不溢美增色的现实主义态度。此可贵也，值得学习。

　　作为一部传记，此著在创作上，也有不少颇可赞许的特点亮色。

　　一是行文沉稳、质朴而又能表达和体现传主的事迹尤其是精神世界。这种文风气韵，贯穿整个作品，一气呵成，令人读来感到酣畅淋漓。

　　二是全文于叙事铺陈之中，时不时插入父亲的“现场现身说法”，以第一人称回述昔日的事实与情节，具体生动，读来感到既补充了事实，又亲切而具有实感；而在叙事文本中，则体现出一种“叙中有插言，插言增声色”的效应。这是一般传记文学中未曾有过的叙事策略，使得叙事灵动活泼，读来既亲切又引人入胜。

　　三是整个叙事要言不烦。传记文本习用的插叙插议，本传记中甚少，有之则仅节略言之，点到为止，留有余音供品味。

　　四是对传主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背景、时代精神都作了扼要而到位的简介。这使传记文本具有了立体感。如开篇对于传主故乡北票的历史发展过程，由蒙古族区域发展到蒙汉杂居，再发展成汉族为主体居民、蒙古族属少数居民，以及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民俗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等的描述，读来令人很有兴味。

　　从解释学的理论来说，作者的文本提供了“原义”，那是一个“空框结构”，足可令读者用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凭借“原义”去创造“意义”。

　　我拜读刘文艳同志的这部颇具特色的传记，在其“原义”基础上，获得了属于自己诠释的“意义”，未知当否？好在我只是阅读中，受教育、被感动，意欲歌一曲；“曲”不成，文代之。释义未必恰当，但心意存焉，敬请文艳同志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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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定安，1928年出生，辽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资深研究员，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兼教授。先后出版《鲁迅评传》《走向鲁迅世界》《鲁迅学导论》《创作心理学》《文化选择学》等9部专著，出版22卷24册《彭定安文集》一部，其著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院图书馆收藏。

[编辑 宏宇  审核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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