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民探秘览胜

拜游东方佛都——遥想那次神圣的安奉

文/陈玉民 编辑/安然

　　在朝阳历史上，至少有过两次隆重的佛祖舍利安奉活动。一次是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文帝向全国13个州颁赐舍利，并下诏建灵塔安奉佛祖舍利。一次是辽兴宗重熙十二年（公元1043年），延昌寺塔奉诏重建，重新安奉佛祖舍利。前一次由于没有实物所考，无法对其安奉的场景进行合理想象。我们只能面对北塔的天宫，对后一次安奉发思古之幽情。

　　辽兴宗重熙十二年（公元1043年）四月初八，这一天比往日显得更庄严和神圣。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僧俗信众，围拢在刚刚落成的延昌寺塔下，参加迎奉至这里四百余年的佛祖舍利的重新安奉活动。站在人群最前面的是身穿迦沙的大法师，他们双手合十、神色庄严地站在那里。后面是普通的僧徒，穿着整齐。他们与大师们保持一样的姿态，一样的神情。在一曲低沉的佛乐声中，一位年岁较长的法师缓缓从前面的列队中走出，来到供奉在台案上的七宝塔前，深深一个鞠躬，然后转身走向一个临时搭建的平台上，宣布安奉大典开始。

　　阳春四月，北方已是万物勃发的季节，周边的树木郁郁葱葱，阳光也格外温和。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天气，这样神圣的日子，安奉佛祖，人们感到格外熨帖和慰藉。天公作美，人们没有丝毫不适。他们遵从指令，进行虔诚地跪拜、诵经。他们昄依佛教以来，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贴近佛祖。佛祖有灵，会感受到每个弟子的虔诚，会谛听到每个弟子的心声。最让大家激动的时刻终于到来，大法师按佛家仪轨，把舍利装入五重宝函。法师先将舍利安奉到玛瑙罐内，然后放入纯金塔里，再放入木胎银棺中，上面罩上佛家七宝塔。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供奉规格，这几样宝函价值不菲。僧俗信众用惊讶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些看所未看，听所未听的珍宝圣物。完成这一切后，大法师将七宝塔捧于胸前，登上在塔外搭建的木制栈道，向塔的天宫攀登而去。天宫位于塔的十二层，由门道、甬道、宫室组成。宫室内安放一个由六块石板组合而成的石函。每块石板都雕刻着菩萨像及其他装饰。最后一道程序，就是把七宝塔及里面盛装舍利的三层宝函，放置在天宫石函里。安奉好七宝塔后，法师又相继放进去六角鎏金银宝塔、金银经卷、银菩提树、瓷碟、波斯金盖鸟首玻璃瓶、水晶、玛瑙饰件等许多贵重珍宝。

　　这是一种发源于印度的曼荼罗供养方式，除了大法师等高僧能领受其中的内涵外，众僧俗弟子只能用敬仰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只能体会到供奉的高贵和典雅，却很少能体会到其中的用意和讲究。这种供养体现大、三、法、羯摩四曼荼罗特点。所谓大，五重宝函供养之大，可谓登峰造极，是其他佛僧舍利供养无法企及的。所谓三，就是三昧耶曼荼罗，金盖玛瑙罐里供养的两颗真身舍利和五颗影身舍利。所谓法，供养舍利的法器、宝物及供养方法，体现的是法曼荼罗。所谓羯摩，如此供养方法就是羯摩曼荼罗。这种曼荼罗供养方式，可积聚福德、凝聚智慧。可达到辐射遍照、成就佛教密宗大千世界的愿景，可护国佑民、弘法利生，实现开万世太平的理想。

　　这次隆重的安奉活动，是辽兴宗耶律宗真崇尚佛教的结果。有资料记载：兴宗除“尤重浮图法”之外，还“敬佛教僧正，拜三公三师”。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建山西大同华严寺，八年“诏僧论佛法”，十一年在京城“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于三寺，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由于兴宗信佛，民间信佛风很盛。当时的朝阳称为霸州，属于中京府地区。因这里曾经是三燕古都，佛教传入较早，又有隋文帝所赐佛祖舍利供奉，使得兴宗对霸州的政治、经济及其佛教发展格外重视。以至在重熙十年（公元1041年），将霸州升格为兴中府。并下诏重修延昌寺塔，再葬佛祖舍利。可以推测，这次安奉活动，是经兴宗乃至朝廷同意，并给予支持下完成的。另据重熙十六年（公元1047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记载，这一时期还修建过灵感寺和释迦佛舍利铁塔。应该看到，朝阳地区辽代的塔寺很多，与辽代统治者倡导的兴佛之风是分不开的。

　　由于历史烟云太厚，我们无法完全复原那次盛大的安奉活动场景，更无法揣摩众多僧俗信众怀有怎样的内心情感。据传这次活动持续了8天时间，这期间，曾有多少人跪拜在延昌寺塔下，曾烧下多少柱虔诚之香，许下多少个发自肺腑的心愿，我们同样是无法揣测的。

　　那次安奉活动，对朝阳佛教事业的影响极其深远。朝阳的佛教自三燕开始，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弘扬。并以此为标志，朝阳的佛教事业，迈入了一个最有佛教影响和魅力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为朝阳东方佛都的打造和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底蕴。正是因为有这次安奉活动，佛祖舍利才能经受千年岁月的洗礼，不为动荡的社会所丢失，不为人为的灾祸所损毁，不为冷酷的自然所遗弃。使它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洞察世界风云，历览人间沧桑。千年的安奉，千载的等待，千秋的轮回，迎来一个可以让佛光普照的盛世。

陈玉民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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