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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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一章 苦难辉煌

　　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又差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吴奇伟穷追红军一路，1949年10月1日却立于开国大典的观礼台。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第四节 赤水不是逍遥津（上）

　　3月16日晚，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茅台县开始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

　　很多描写这段历史的书籍都认为，三渡赤水使蒋介石十分恐慌，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所以急令川军防堵于西，黔军沿赤水河防堵于东与南；滇军向赤水河靠近；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实行尾追。

　　其实蒋介石没有那么惊慌。

　　他当时的确摸不清红军的战略动向，但鲁班场战斗红军啃不动周浑元部，他感到红军已经没有很强的战斗力了。从国民党的资料看，蒋介石起初担心红军继续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于是严令封锁乌江，以图歼灭红军于乌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区。红军突然间三渡赤水，他就判断红军很可能要分散游击，化整为零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不相信红军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了。

　　他在重庆电示薛岳：“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之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自得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在蒋介石一系列命令下，湘军李韫桁部东开，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刘湘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城、土城、古蔺一带修碉封锁；龙云以孙渡部进至毕节以东地区修筑碉堡。蒋介石声称：“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红军再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

　　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又将出现第五次反“围剿”局面，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20日17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

　　3月16日晚三渡赤水，到20日晚决定四渡赤水，仅仅间隔4天。若是今天，4天时间连战略方针的草案都拿不出来，更远远谈不上完成由此方针向彼方针的转变了。

　　3月20日17时，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首长：

林聂彭杨刘董李曾罗蔡黄陈宋：

　　现因xxxxx可能防堵，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

　　1．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使桥迅速完成。

　　2．组织渡河，使部队免除混乱、拥挤与落伍，有秩序限时迅速渡毕。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党中央 政治部 20日17时

　　“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四渡赤水前的语气如此严重急迫，与二渡赤水后取得遵义大捷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宣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自突破湘江封锁线后，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下达命令时从未用过的严重用语。令人想起湘江战役战局危重的关头，林彪发出的那封“军委须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

　　虽然有了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但三渡赤水前后出现的严重局面，不是我们今天只凭《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经过要图》和纪念馆内的沙盘演义，就能描述出当时当地红军的真实处境。

　　周恩来后来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月、2月出发，到了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就连以宽容憨厚见长的总司令朱德，在四渡赤水期间也两次大发其火。

　　一次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朱德亲上前线督战，见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对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

　　另一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拆掉浮桥时，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

　　宋任穷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黄克诚见到的，大约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的确是一段非常时期。川、黔、滇边区回旋余地如此狭小，蒋介石又调集川军、黔军、滇军、桂军、湘军加上中央军重兵云集，围追堵截；敌我之间常常是你来我往，互相穿插；部队与部队间空隙相当有限；生死之交，胜败之别，常常决定于一瞬之间。红军一着不慎，确实有满盘皆输的可能。

　　而且红军来到川、滇、黔以后，在江西苏区与蒋军相比明显占优的山地机动能力也不明显了。川军、黔军和滇军长期征战于云贵高原，皆具很强的山地行军能力。红军这方面与他们相比，并不占有很大优势。就是相对最弱的黔军也并非不堪一击。黔军极强的山地行军能力，使其也具有行动飘忽的特点。一渡赤水前部队向土城行进时，三军团五师就突遭黔军袭击，部队颇有损失，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被撤职。黄克诚率四师实施反击，虽然将敌击溃，但黔军爬山本领极高，跑得飞快，红军追击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追上。

　　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也使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拔了王家烈的老根，黔军也拼了命。这种时候黔军的战斗力并不弱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红三军团伤亡严重。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张宗逊、钟赤兵等多名师团领导受伤。遵义战役后彭德怀给军委的报告中说：红三军团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3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可见部队损失之大。

　　所以从来不发火的朱总司令几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也没有什么奇怪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踏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

　　3月21日，中央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

　　3月22日下午截听到敌方通信：蒋介石已经发现红军“渡过赤水河，向东回窜”，开始新一轮追击围堵部署。

　　3月24日，蒋介石自重庆飞抵贵阳。

　　他满以为红军将在川、黔、滇一带分散游击，所以要“先求稳定”，用碉堡将红军封死。毛泽东偏不求“稳定”。碉堡封锁来不及形成，红军21日又东渡赤水，以古蔺地区为核心用碉堡围死红军的设想遂不能实现。

　　但蒋见红军并未化整为零，便认为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仍在。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柴草也不易，蒋介石认为红军反复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立即改碉堡封锁战法为碉堡封锁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他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不顾一切迫使红军于遵义地区决战，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在给薛岳部连以上军官的训令中，他说：“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唯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

　　不光有敌变我变，也有我变敌变。双方皆挖空心思，寻求消灭对方、保存己方的最佳战法。

　　蒋介石并非是一再上当的草包。

　　但关键时刻，薛岳找不着红军主力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