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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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一章 苦难辉煌

　　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又差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吴奇伟穷追红军一路，1949年10月1日却立于开国大典的观礼台。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第一节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下）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一开始便被修正了。

　　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完成。土城一战失利，修正的只是过江地点。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寻求机动作战，准备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

　　渡江地点由宜宾、泸州之间移到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遵义会议设想仍然维持不变。

　　却也无法维持太久。因为红军的战略方向正好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

　　刘湘当初与潘文华商定的作战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图入川或入川只是借道，便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据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幸存。所以当他看到红军反复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趋向，便开始硬拼了。西起横江、东至古葡一线，刘湘、潘文华先后调集数十个团切断通往长江南岸的要道、隘口，严密封锁红军前进方向。

　　准备入川的红军方才知道，川军的战斗力绝不弱于蒋系中央军。土城战役后川军气焰尤其嚣张，一个团也敢上来向红军挑战。

　　2月6日上午，一军团二师一部行至天堂坝，竟被尾追的川军一个团三面包围。三军团五师听到枪声迅速赶来支援，从两翼对敌军实施反包围。三军团后续部队1000余人下午也赶来增援。激战一天，向敌阵地反复冲击十多次，不能解决战斗。入夜，该团敌人乘机转移阵地。红军发现川军另一个团已在增援途中，也只有撤出战斗。

　　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从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已明显不可能。

　　一直到1993年，土城战役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才在钱江《长征回忆》中看到一个重要事实披露：1935年一渡赤水之前的1月28日，毛泽东已经开始将视野从四川转向云南。

　　钱江当时在军委二局干侦听敌台的工作，回忆说：

　　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这是一张长方纸的字条，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我们立即执行毛主席指示，注意了解滇军情况。

　　这个写在长方纸上字迹潦草的手令，属于“阅后即毁”之列，不会纳入文件归入档案后世留存。这正是后世人们仅凭文件、档案研究历史的最大难处。难以填补不断出现的太多的空白。

　　1955年授衔少将的钱江，1996年去世。去世前三年，在回忆文章中披露了这个手令。就这张纸条证明，一渡赤水之前的1月28日，毛泽东已经看出“赤化四川”不可能，在领导层中率先开始考虑云南方向了。

　　这是毛泽东的真正过人之处。

　　态势也逐渐朝向此方向演化。

　　2月6日凌晨，朱德电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电报要求一、三军团领导人速将意见电告军委。

　　领导层已经感觉到原定战略方向实现的严重困难。这封电报实际上是询问一、三军团领导人，渡江入川还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战略方向应在川滇边境何处？

　　2月7日，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这个建议十分及时，也非常重要。它坚定了毛泽东等人转变遵义会议原定战略方向的决心。中革军委立即接受彭、杨建议，当日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开始准备与军作战。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基本改变。

　　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论著，对一渡赤水前后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被迫改变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会影响遵义会议的伟大，影响领袖的光辉，影响用兵如神。恰恰是这种“好心好意”的回避，共产党人的最富生机的灵魂被抽掉了。

　　其实没有神。中国工农红军从领袖到战士，都是一个个鲜灵活现的个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误。人最可贵的也就是改正失误。

　　应该说一渡赤水给了红军领导人以很大的教训。遵义会议一结束就提反攻，就提决战，是不明智的。敌人内线作战，力量雄厚；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严重不足；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动辄“反攻“决战”，完全不现实。以为解决了错误的军事领导、把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无往而不胜的思想，被土城战斗警醒。长征本身就是战略退却。为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红军本该千方百计避免同敌人决战。更何况与川军决战，恰是蒋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贰过。

　　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迅速及时纠正的人。从土城战役失利后迅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杨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说毛泽东又回来了，意义正在这里。红军请回来的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毛泽东说过：“革命者是不怕失败的。”真正的胜利，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孕育。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那种充满佛光神意的神化计划或预言，而在于它的实践——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实践。

　　那是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