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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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六章 陷落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要打假。由于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现代钟馗。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三遇其险，最伤心处是打碎了毛福梅的腌菜坛。一个前共产党员攻占红都瑞金。出发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最深重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

第三节 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四）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其实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正式回电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贮备粮弹、扩大红军的工作，已经有步骤地开始。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加了红军，很多村庄只剩下妇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至10月作战计划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

　　为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

　　两支走在中央红军之先。

　　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随行。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

　　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但探路的红军六团未探出后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走的路，调敌的红七军团也未调开包围中央苏区之敌。

　　红六军团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团在石阡县被敌截断，五十团在施秉县被敌截断，军团部队被敌切为三截，陷于湘、桂、黔三省之敌包围。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萧克率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10月下旬，六军团各部共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才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

　　他们探出的路，中央红军已经无法再走了。

　　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仅存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

　　这支部队不但未调开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损失殆尽。

　　还有一支部队走在中央红军之后。

　　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却天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清平乐》一首：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土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1934年8月1日，毛泽东出席瑞金“红场”——大埔桥举行的阅兵典礼后，为《红星报》亲笔题词：

　　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也未能进入三人团。

　　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脱离根据地的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分歧。李德主张只以中央红军一、三、五三个主力军团突破封锁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内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击外线，便很难返回。所以他主张撤退整个苏区。

　　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沉重。当时的实情是留得越多，损失越大。

　　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臃肿，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

　　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面临两难。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满两难。

　　后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议论围绕在周恩来周围。一种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东西太多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种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太仓促，该带的没有带，不该带的却带了很多。

　　对这些议论，周恩来很少说话。他从来不是那种品头论足的人。属于他的从来只是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干不完、越来越堆积如山的工作。从第四次反“围剿”始，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须苦撑危局。

　　有些指责是对的。

　　有些指责，却仅仅因为他做得太多。

　　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若没有周恩来只有李德，中国革命该怎样涉过那些激流险滩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