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名声网】《苦难辉煌》015(金一南)

摘要: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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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三节 谁人看中毛泽东(三)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信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复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

  第四批有来复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面对记者提问:“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

  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做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和10支火焰喷射器等。

  此外,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但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金一南展馆

[编辑 熙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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