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野趣

文/范彧

　　月上柳梢头，最热闹的当属村中的那个池塘了。岸边的几棵大柳树也不知长了几百年了，粗大的树身要几个人合起来拉着手才能抱拢。树梢上，筑着几个喜鹊巢，叽叽喳喳的花喜鹊不时地在树梢上跳跃飞翔，各种鸟儿嬉戏其间，婉转啼唱，构成了乡村独有那种迷人的交响乐。微风拂过,低垂的柳枝婀娜地轻拂水面，象一双双美人纤纤的玉手抚弄着池塘里的荷花，把一阵阵沁人心脾荷花的清香向远方传送。坐在浓浓的柳荫下，即使是流火的七月，你也不觉得酷热，嗅着塘面沁过的阵阵清香，习习的凉爽瞬时袭便全身，让你觉得五脏六腑都象被水滤过似的，那么清清爽爽。

　　劳碌一天的村民吃完晚饭，陆陆续续象开会样准时聚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村子里袅袅的炊烟还未完全散尽，浑身的燥热早就被池塘清爽的荷风清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候你就看吧，大树底下就有许多妇女们拿着针线在纳鞋底，麻绳穿过鞋底。她们不时地把纳鞋底的锥子在头发上蹭蹭，然后用力扎在鞋底子上，然后穿针引线，鞋底就发出咝咝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亲切动人。织毛衣的大姑娘小媳妇在那里飞针走线，不管是麻花劲儿，还是柳叶凤尾，就是那么娴熟地织着，不用眼睛看，闭着眼睛织也不会织错。老人们拿着一把大蒲扇子挥动着驱赶蚊虫，有的穿着小卦，有的敞着怀，更有的盘腿而坐，露出自己的大脚丫子，就那么随意那么自然。有老人挥动着拂尘--我们叫做“蝇甩子”的，那拂尘一律用马尾子做成，挥动起来飘飘欲仙，真有点仙风道骨的风韵。

　　围坐在树底下的人们，有的拿着板凳马扎，有的拣来砖瓦石块垫着，有的脱下一只鞋坐在屁股底下，更有的干脆什么也不用，就那么席地而坐。大家家长里短地唠嗑，然后就是听德高望重的老人说古论今，讲那百讲不厌，百听不烦的故事。那些故事尽管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但我们仍会听得如痴如醉，和故事里的人喜怒与共。

　　那时候，我们村里有一个“高老太太”，他没儿没女，就为大队负责看鱼塘，得罪了那些偷鱼的，有的人背后还恶毒的叫他“老绝户”。但是他喜欢唱海城喇叭戏，会扭大秧歌，还会讲故事，各种故事让我们听的很是过瘾。其实，他说的那些故事都是戏文，可惜当时我们不明白这些都是民间艺术的瑰宝，习以为常地听他讲，听他唱。后来才知道，他男扮女装，演老太太轰动东三省，他的《王婆骂鸡》是海城喇叭戏的经典，也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当年在东三省文艺调演的时候，获得过一等奖。很多观众不相信他是男的，直到卸了妆重返舞台才满足大家的心愿。当我们为自己无知所付出的代价懊悔的时候，世间却找不到能治病的那种后悔药了。

　　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段唱县长和百姓一起干活的小段。“公鸡呜呜叫，西天落月牙，咱老百姓都把那个地来下。县长头前走啊，穿的是粗布卦，扛得是一样锄，说的是心里话。”当时我们还小，还不懂这些，觉得县长都是下乡来坐小汽车的，怎么还能穿粗布褂扛锄干活啊？后来长大些，看了些书，还有戏曲，才知道当时的县长区长都是和百姓一样下地干活，才知道焦裕禄当县长也是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可惜这些只能是在教科书和戏文中看到了。当我们的孩子看这些戏文和故事书的时候，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只能说县长和百姓干活是那个年代有的，或者用呵呵的含糊语岔过去了。因为现在看不到领导们下地干活，更看不到穿粗布褂的县长了，只能给孩子看看电影焦裕禄，让孩子知道真的有这样的县长，这无奈之举也是不得已为之。

　　夜晚的池塘边更是我们孩童的乐园，我们不甘寂寞地在池塘边嬉戏玩耍，追逐打闹捉迷藏。一会儿把鞋子扔向空中，企图扣住天上飞过的蝙蝠，一会儿捉着尾巴能发出亮光的萤火虫，装进玻璃瓶中，比试着谁的最亮。那提着一盏盏小灯笼的萤火虫，在夜空中流光溢彩，捉是捉不完的。荷叶沙沙动，苇杆哗哗响，鸣虫轻轻唱，蛙声此起彼伏，在优美动听的田园交响曲中，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在身边悄悄地溜走了。

　　逝去的日子不再复返了，城市的喧嚣令人怀恋那童年故乡，但是回到故乡却找不到了那个童年。不光池塘已经不见了，大柳树不见了，村里再也没有男女老少一起聚在外边谈古论今，话家长里短，即使偶尔一次演露天电影，也没有当年那么热闹令人向往了。我找不到故乡，也找不到那种天真浪漫无拘无束的野趣。

　　记得那时候，还真的看到有上级来人拎着大录音机给高老太太录唱段，还有的给高老太太录视频。我在整理编纂海城历史文化丛书的时候，找不到“高老太太”，更无缘听到他那纯正喇叭戏演唱。但是我相信，当年给高老太太录制视频音频的资料一定还存在，在某个资料馆里或许能找到，有机会还能一睹高老太太当年的风采。可是我的故乡找不到了，童年的野趣欢乐找不到了，我就像个没家的孩子，一直在故乡外边游荡，我想回家，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更不知道回家的路还有多远。

　　（本文原载于2017年04月15日今日朝阳网<文教><原创美文>栏目，转载时略有改动，原标题：《远去的野趣》）

　　[责任编辑 寻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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