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远上白云

文/高海涛 编辑/安然

　　这个月，我们最喜爱的那个岛繁花尽放，金凤花、红三叶草，以及紫苕，水兰依然热烈，雏菊斑驳，而小米草，芬芳的蓬子菜，炽烈如满天星。

　　还有许多花草，都归来了，它们用欢乐描绘草地。金翅雀也重返故地，白颔麻雀会唱五个音符的歌……五月的一天，当我译完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这首《北黑文》，恍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来了，正好在十年前，一位美国学者曾以和诗人毕晓普同样的语气，向我描述过一个地方，而我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那里有芭蕉吗？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提给毕晓普。

1

　　作为北方人，我对于芭蕉的喜爱，真可谓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就像某天早晨吹着小风，我到单位上班，看见一个穿迷彩服的小伙子在街上绕来绕去，腋下夹着一卷老画，漫不经心的样子，画的一角斜露，逸出画名：《南乡旧梦图》，就立刻亲切得不行，就不惜花了上千元买下来一样。而且几乎没讲什么价。这是我迄今收藏的唯一画作，朋友们看了都见笑，说我被骗了，我说，总算是高仿吧。其实对我来说，高仿还是低仿也不重要，就是喜欢，仿佛这幅画放在家里，家里就有了一份江南的温润和清雅，或者，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那本代表作的书名来说，有了一份“南国闲愁”。

　　有个自称懂易经的人，曾断言我今生命中缺水，说“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北方是属水的，所以，你这辈子的生活与工作，均应是近“玄武”而远“朱雀”也。我和此人的相遇是在从沈阳到黑龙江漠河的火车上，是那种又老又慢、憨实可爱的绿皮火车，全程约三十多个小时，到漠河之后还要到北极村，总之是一路向北，北而又北，因此他这番话深得我心。想一想很有道理，我的大学和研究生学业是在吉林长春读的，而参加工作则基本上是在沈阳，如果以我的出生地辽西为坐标，那我的人生道路确乎是与北有缘，向北而在的。

　　不过也有例外，尤其无可回避的是，我参军当兵是在南方，而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访学，去的虽然是中部，也偏偏有个南字——南伊利诺大学。即以我多年生活与工作的沈阳而论，其位置虽在中国东北，但就整个东北的地理而言，沈阳又是偏南的。我想这才是我人生真正的秘密，一个北方人，一颗北方心，但这颗心总有它特别的一角，那里生长着美丽的芭蕉，也生长着我的“南乡旧梦”或“南国闲愁”。

2

　　最早见到芭蕉是在当兵的武汉。那是1972年冬天，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从雪花纷飞的辽西老家集合出发，坐上一列闷罐火车，两天两夜被运到了武汉。是的，我们那批新兵是被从北方运送、运输到南方的，上车时大地白茫茫，下车时大地绿茵茵。所以我在给姐姐的家信中不无造作地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个冬天。从骏马西风的塞北，来到了杏花春雨的江南啊，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啊，蕉叶大栀子肥啊。

　　其实武汉的芭蕉并不特别多，直到新兵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到街上的公园去合影，才第一次见到了这种植物。那几株芭蕉高高大大，叶绿花红，不知是不是美人蕉，让我们这些北方新兵心中异样，不太敢睁眼看，就像上学时不敢看城里下乡的女生，参军后不敢看卫生队的女兵似的。但不敢看毕竟也看了，有人还动手摸了摸那肥绿的叶子，可能都觉得既美丽，也忧伤，而且还多少有些性感。

　　许多年后，我读到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一句诗：“漂亮得像个女人似的南方啊”，就想他说得真对，在南方，连芭蕉都漂亮得像个女人。

　　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到师部的警卫排，师部很大，原是省公安学校的院子，在硚口区古田四路。也许是怕扰乱军心吧，师部大院佳木葱郁，杂花生树，却很少能见到芭蕉。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株，种在首长的住宅区。准确地说，是在师长和政委家小楼的中间。这株芭蕉比公园里的那种还大，虽然旁边植有几棵梧桐，显得很隐蔽，但仍难掩它的倩影，特别是阔大的叶子，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叶子大概是可以作“蕉书”的，如清代屈大均《草语》所记，这种芭蕉“其叶必三，三开则三落，落不至地，但悬挂茎间，干之可以作书”。

　　但当时是想不到这一点的，虽然因为想家，我几乎每隔一两周就要写封家信，但绝想不到可写在芭蕉的叶子上。不过这样的叶子，却让我不自觉地传承了中国文人的另一雅趣，那就是听雨。警卫排的任务就是站岗值勤，而我最喜欢的哨位就是首长的住宅区，在这里站岗，与在师部大门口站岗是不同的，在大门口站岗要挎冲锋枪，而且要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站成一尊雕像；而在首长的住宅区，则可佩带手枪，并且是流动哨，可以适当地漫步。更何况还有那株芭蕉陪伴呢。李清照《采桑子》词云：“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馀情”，是啊，谁种的芭蕉树呢？每当我走过首长们的窗前，都忍不住这样猜想。

　　我们把这个哨位称为“芭蕉哨”。

　　特别是下雨的天气，本来是听雨而眠，半夜被叫起来换岗，到哨位还是听雨。李清照那首词说北方人是听不惯雨打芭蕉的，其实正相反，对我们这些北方新兵来说，芭蕉上的雨声是最动人的音乐，也是最新奇的诗，那种时疏时骤、时散时密，或温柔敦厚，或轻盈跳脱，或沉郁顿挫，或晶莹剔透的敲击，好像就是我们对远方亲人的诉说，诉说着我们参军当兵的全部意义和理由，保家卫国，男儿本色；走南闯北，开拓人生；白昼练武，子夜执勤，这些都是理由，还有想家，仿佛想家也是当兵的理由之一，因为如果不当兵，我们能这样有滋有味地想家吗？而如果不想家，那还算是真正的当兵吗？而在多雨的江南，多雨的武汉，多雨的军营，那夏夜里的芭蕉雨，伴着当地特有的清脆蛙鸣，好像既触发和加重了我们的乡愁，同时又缓解和安慰了我们的乡愁，使我们的想家变得隐忍而成熟，并赋予其合理性、尊严感和一种高贵深广的格调。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唐人崔皓的千古名句，构成了武汉三镇的底色，给人的印象，那是一座黄白相间的城市。但我知道，武汉还有绿，那种绿与军营有关，也与军营里的芭蕉有关。其实没有人注意到，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军装，配着红领章和红帽徽，和一株绿叶红花的芭蕉何其相似。所以，与其说我喜爱芭蕉，不如说我是在怀念当年的军旅生涯，虽然只有三年，但对我来说却是最珍贵的经历，而旧时的军装和南国的芭蕉，在我的回忆中总是执拗地融为一体，并最终变成同一的意象。

　　江南忆，最忆是雨天，军营深处芭蕉哨，青春无语红绿间，何日再重还——许多年后，当参过军的经历在人们心中已变得无足轻重的时候，我仍然满怀惆怅，把这样的诗句以短信形式发给战友。

3

　　春天，遂想起江南，多湖的江南，多雨的江南，多芭蕉的江南，每当回想，心情都是绿茵茵的，湿漉漉的。偶然碰到一篇文章，《“江南”怎么译》，也津津有味地读。说来说去，最通行的英文译法，也不过是“Area South of the Yangze River”,即“长江以南地区”。可这样的译法，和我记忆中、怀念中的江南绝不相似，和唐诗里的江南，宋词里的江南，乾隆皇帝的江南，曹雪芹《红楼梦》里的江南，更是相去甚远。而且也不准确，长江以南，以南到什么程度呢？比如福建海南，广东广西，也是长江以南，但以南得太远了，就有了问题，不宜再称为江南而应该是所指更广的南方或南国了。 诗人们都说诗是不可译的，江南是诗，故江南也不可译。那种水巷小桥的风韵，竹林曲径的风姿，粉墙芭蕉的风神，一译，就全丢失了。

　　实际上，芭蕉本身也不可译，作为一个学过多年英语也教过多年英语的人，我知道英语在词汇上是有缺失的，像“芭蕉”这个词，它负载着中国人特殊的文化乡愁和诗性感悟，在英语中却没有对等的表述，只有一个让我们难堪的词组：Japanese banana,直译过来竟是“日本蕉”。最早查到这个词组时，我几乎要跳起来，喊起来，但后来一想，这可能不过是文化传播的问题，比如，日本十七世纪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他种芭蕉，爱芭蕉，不仅自己以芭蕉这个名号写诗，连他的隐居之所也叫芭蕉庵，说不定正是松尾芭蕉的俳句，或他与芭蕉的故事，或仅仅是他的名字，传到了西方，西方人才由此知道了芭蕉这种很东方的植物，以其叶子大，果实小，不同于普通的香蕉，故称“日本蕉”以名之吧。

　　但还是莎士比亚说得好：What’s in a name——名字算得了什么呢？无论就其历史的久远、品种的多样，还是就其文学的表现的成熟而言，中国的芭蕉在世界上都算得上是无与伦比。所以，还是让我们学会前辈古人的文化自信吧，他们吟咏芭蕉的态度是遗世独立，睥睨万物的——“芭蕉为雨移，故向窗前种”； “芭蕉开绿扇，菡萏荐红衣”；“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总之，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我后来都看过芭蕉。比如在厦门，在南京，在西双版纳。感觉上好像厦门的芭蕉大而葱郁，有海风气度；南京的芭蕉小而飘逸，像六朝佳丽；而西双版纳的芭蕉，似乎普遍有种淡金色，如透着泼水节沐过的佛光。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杭州的芭蕉。2008年夏天，我到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渡假，半个月时光，终日徜徉于荇水荷风之间，流连在芭蕉树下，特别是创作之家小院里的那株芭蕉，就像济慈所说的“一整杯南国的温情”（a beaker full of the warm South）,让我们每天晚上都流连不已，如饮甘醇。

　　杭州创作之家的小院虽不算大，却诸景皆备，回廊幽静，天井落星，下雨时潇潇飒飒，池中小鱼奔窜，观之悦目。出门到院里，则有一树古樟泼荫，树下有石桌石凳。对面的月亮门旁，就是那株芭蕉，状如高脚杯，叶子皆如长形荷叶，田田的，绿绿的，格外清爽文静。就连雨声，落在这蕉叶上，也同样显得文静，无论瓢泼大雨还是涓涓细雨，听起来都如书生夜读，一派文静。

　　晚上睡觉前，我们就坐在那古樟下的石桌前，纳凉、听雨、聊天。经常和我聊天的是老叶，南方某大学教授。聊着聊着，会有一枚樟树叶落在石桌上，仿佛也想加入聊几句似的。而“书生芭蕉”在那边兀自夜读，似乎各不相扰。

　　老叶是教外国文学的，尤其对美国文学有研究，张口海明威，闭口福克纳的。但雨声如潮中，我突然有个感觉，就是每当老叶谈海明威的时候，好像雨声就比较大，而只要他一谈起福克纳，雨声就变小了。福克纳是美国南方的文学大师，似乎美国南方的故事，中国南方的雨也爱听。比如，老叶谈到《押沙龙，押沙龙》，就情不自禁地朗诵起小说主人公的话：“给我讲一讲南方吧，说说那里的气候，说说那里的人们，他们为什么住在那里？或者，他们为什么活着呢？”一瞬间，我觉得雨和芭蕉都没有了声音，仿佛被问的是它们，而它们一下子都被问住了似的。

　　对了，需要说明一下当时的背景。那是个不同寻常的雨季，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记述：“其时四川的特大地震仍有沉沉回响，而南方的洪水又滔滔欲泛，包括杭州在内，几乎每天都有暴雨或大暴雨的预警。那些天，住在距西湖不远，位于灵隐寺旁、北高峰下的创作之家小院里，我偶或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时写下的几句话，遂戏仿之：时大震惊天，煌煌众志，洪水遥叹，余在杭州”。

4

　　圣经上说:“好天气出于北方”。 我第一次知道这句话，是在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的飞机上。那是我和一些作家去俄罗斯观光，而非常偶然的是，当俄航班机在辽阔的西伯利亚上空盘旋，当我正扒着窗口，试图俯视下面清澈而神秘的贝加尔湖时，却听到了这样一句英文：

　　Have you ever heard？ —— Fair weather comes out of the north, It's from the Bible.（你可听说过?——好天气出于北方, 这是圣经里说的。）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彬彬有礼的乘客，他并不是俄罗斯人，他会讲非常流利的英语。于是我赶紧搭话，说以前并没听说过这句话，但这句话很像是真理，看这西伯利亚的蓝天就知道，的确太晴美了。

　　也许我还不算太笨的英语让他有些意外，他非常友善地伸出手，主动介绍说他叫杜克，威廉·杜克（William Duke）,来自美国的北卡州。我说那你的名字太好记了，因为杜克大学正好也在北卡州。杜克笑了，说杜克大学的确是美国南方的名校，不过他可不在大学工作，至少不在杜克大学工作，而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任职，是自然生态方面的研究机构。

　　我连连点头，觉得研究生态的人，到俄罗斯，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里有希施金和列维坦的风景画，还有普列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雷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但杜克先生好像并不熟悉这些作品,他很茫然,只是出于礼节,耐心地听我像个文艺青年似的说话。不过有一个词他纠正了我，那就是“巡回展览画派”，他坚持认为，这个画派译成英文应该是，Wanderers,也就是“流浪者”（后来证明，杜克先生是对的，他所说的英文译法不仅是规范的，而且也更准确地揭示了那个十九世纪俄罗斯画派的自发性、民间性和非官方的本色）。对此，同样是出于礼节，我没有争辩。

　　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的航线的确很漫长,大约有六七个小时,这期间我们时而沉默,时而小睡,时而吃点东西,时而看外面的白云朵朵，以及数千米之下的俄罗斯大地。但杜克先生显然并没有我那样的兴奋，他目光中似乎还有另一个远方，后来终于申明，说他这次只是顺便到俄罗斯，他此行的真正目标是朝鲜半岛（Korean Peninsula）。

　　朝鲜半岛？我很吃惊。他说是的，他这次的具体任务就是考察“三八线”（38th Parallel），也就是南韩和北朝鲜之间的那条军事隔离带，那是个狭长的无人区，自朝鲜停战以来半个多世纪，从未有人踏足过那片土地，因此，那里实际上已成为生态保护区了。接着他就开始描述，脸上洋溢着一种如数家珍的兴奋与激动，包括那里的各种树木，各种花草，成群的野生动物，还有鸟儿，他似乎对鸟儿更情有独钟，每说到一种鸟儿就变换一种口形，来模仿它们不同的叫声，啁啾的、呢喃的、叽叽喳喳的，甚或是短促和悠扬的。我承认，自己确实被感动了，为这位生态学者的忘形之态，为他留恋不已的另一个远方，而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到朝鲜半岛来关心人家的莺飞草长，这件事本身也是不太寻常的。

　　杜克先生长得高而瘦，言谈谦和而坦率，他说他和他所供职的研究机构所关心的，就是如果一旦这半岛上的南北统一了，无人区变成旅游区，三八线上的生态环境是否会遭到破坏。南北统一，这种担忧让我觉得很特别，过了一会儿我问他：那里有芭蕉吗？

　　芭蕉？他显然没想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而我为了用英语表达芭蕉这个概念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先说香蕉，banana，然后再强调所谓芭蕉，就是那种叶子很大、果实很小的banana。杜克先生听了半天，似懂非懂的样子。我说总之，就是大叶的香蕉，你说的那地方有这种植物吗？杜克摇头：不，好像没有。

　　实际上我很庆幸，杜克的似懂非懂正合我意，因为他始终没说出可能会造成尴尬局面的那个英文词组，也许他压根不知道芭蕉的英文表述是“日本蕉”。于是我索性知难而上，借题发挥起来，我说那个地方没有这种植物，但那地方本身却很像这种植物，接着，我就给他背诵了唐代钱羽的《未展芭蕉》诗：“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然后连解释带翻译，我说你看，你考察的那条隔离带不是很像这首诗里的大叶香蕉吗？叶子卷着，不肯舒展，因为怕天寒啊，怕破坏啊，这大叶香蕉像一支绿色的蜡烛,也像一卷隐秘的书信，不愿被谁读到，哪怕是春天里的风。

　　唐代？杜克这次好像是听进去了。我说对啊，唐代，史称大唐，是个了不起的朝代。于是杜克开始掏出小本记录，包括那首诗里的意思，让我反复解释。终于他恍然大悟道：你的比喻很有意思！然后又伸出大拇指说：你们中国的大叶香蕉真美，你们中国的大唐诗歌真棒！

　　英语中的“真棒”是great, 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更多的时候，great还可以译成“伟大”。

5

　　阿赫玛托娃在评价他的同时代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时说：“他永远对南方、大海和新的地方感兴趣”。但我与此不同。我是永远对北方感兴趣，而南方却更像是一种怀念。

　　关于“好天气出于北方”这句话，我后来特意查了圣经，英文版确实是这样写的，在《约伯记》第37章，但中文版却是不同的译法，译成了“金光出于北方”。我曾在网上请教过大学同学春雨牧师，问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春雨说，好天气总是阳光灿烂的，和金光有联系啊。那么南方就没有好天气吗？春雨对此沉默许久，之后回复说：或许南方有更好的天气啊，南方有时是深不可测的，英语中有个词叫“深南”——deep South, 你不知道吗？

　　哦，深南，我喜欢这个词，，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南处处芭蕉雨，去年我到广西南疆，好像一下子就找到了那种深的感觉。

　　那是《南方文坛》杂志的一次学术性会议，开会是在南宁，会后的采风考察，主办方组织我们去看著名的花山摩崖石刻。花山靠近南疆，我们就从南宁出发，一路南行。这就是所谓的深南了，我想，一路木棉挺拔，榕树苍劲，云水茫茫，而芭蕉简直是太普通了，路边有，村头有，山崖水畔，随处可见，普通得就像是野生野长的灌木丛，就像是我们老家辽西的榆树茅子。但正是这样的芭蕉，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它们有的被劈折，蕉叶零落，有的则被过往的车辆溅上了泥点，看上去是风尘仆仆的灰绿色。我确实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芭蕉，它们不是风景树，不是听雨花，而是你见与不见，都在那里，活着死去，都在那里，真正具有人民性和生活感的芭蕉！

　　我把这样的感受告诉了老冯。老冯是广西著名作家，一路陪同我们。老冯说：我们这里的芭蕉不仅是人民的芭蕉，还是战士的芭蕉呢，因为这里离当年的老山前线很近，过了花山就是老山，这里也驻过参战部队，老百姓当年都做过贡献。我说是真的吗？没想到，我当年的部队也是参战部队啊，虽然我复员早，没赶上，但我的战友们都曾踏过硝烟，有的就牺牲在这里，或许是这里吧。

　　想起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纪念碑，碑文就是：This is the place——“这就是那个地方”。

　　我用手机给战友群发微信，说亲爱的战友们，我在靠近老山前线的地方。但战友群里空旷而寂静，久久也没人回应。

　　天下起了雨。参观完花山峭壁上的摩崖石刻，我们开始返回南宁的时候，我才看到战友群的“箫声袅袅”发来了回信，这是当年的一位女兵战友，她其实也不是给我回信，而只是描述了战友们当年参战的一段经历。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半夜紧急集合，执行任务，急促的军号声把女兵们从睡梦中惊醒，五个丫头泥鳅打滚似的蹦了起来，黑暗中乱扯乱抓，慌乱中一个女兵捆背包的手连同另一个女兵的一缕头发一起拽了过来，后者发出了凄惨的叫声，那叫声划破夜空，余音袅袅，手电筒随之亮起，全乱套了。结果全班受到了严厉批评，负责女兵班的男兵班长还被撤了职。后来，在一次抢占高地的战斗中，他牺牲了。

　　他是扶着一株芭蕉树倒下的，就像扶着一丛灌木。

　　这就是女兵战友的故事，其简明扼要之美令此刻正在写作的我感到羞愧，我想我必须结束这篇关于芭蕉的文字了。那个男兵可能是和我同年参军的战友，也可能比我们更年轻。他倒下的时候，会看到芭蕉楚楚，远上白云，也会再次听到那个女兵战友血泪晶莹的尖叫吗？

　　而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我正在遥远的北方某个城市里读着大学，我的专业是英语，这让我多年以后，能够凭借一首美国诗歌引发的灵感，写下自己对南方的乡愁与怀念。这也是我唯一能做到的，因为正如毕晓普在那首诗的最后所说，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诗篇，你的一切也将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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