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致友人书

文图/高海涛 编辑/寻冬

　　信仰的真正意义是：信仰=再生。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

　　1918年12月23日，正当圣诞节前夕，年轻的海德格尔夫人，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决心冒着弗莱堡的严寒，穿越整个市区，去找到克瑞博神父，并向他报告一个坏消息，即她丈夫、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师海德格尔的信仰发生了问题。克瑞博乃当地一位深孚众望的天主教牧师，也是弗莱堡大学有名的神学教授。事实上，克瑞博不仅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而且还作为证婚人，亲自主持过他们那场难忘的婚礼。

　　两年前，时年27岁的天主教徒马丁·海德格尔结识了气质非凡的路德新教信奉者艾弗丽德·佩特蒂小姐，并很快坠入情网，私定终身。但根据德意志习俗，这种异教之间的婚恋是不可想象也是难以容忍的。作为向传统的妥协，佩特蒂宣布退出新教，皈依天主教，才使他们的婚礼如期如愿举行。但当时的克瑞博神父就深有疑虑，他一直为这两个因爱而不顾信仰差异的人担心。所以，在时隔近两年之后的这个冬日午后，当将为人母的海德格尔夫人仿佛冻得不行且泪眼婆娑地坐在他面前时，他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惊讶，只是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她开始诉说——
　　我丈夫已经失去他对天主教的信仰，而且我也找不到我自己的信仰了。你知道，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的信仰就因种种质疑而有瑕疵，是我坚持举行了天主教的婚礼，希望在他的帮助下或许能重建我的信仰。这一年多时间，我们都是一起阅读、讨论、思考、祈祷，每天每夜，但结果却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却是秉持新教的精神在行事，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想管教会怎么说，既不受基督教正统的约束，也不受天主教正统的训导，而是直接亲近和信奉上帝本人，以圣灵的情怀向神祈祷。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认为，让我们未出生的孩子将来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是不真诚的，所以我感到有责任事先来向您说明此事。
　　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即1919年1月9日，海德格尔本人又亲自致信克瑞博神父，向他阐明在过去的两年间他的精神和思想所发生的变化。

　　然而，是什么引起了他的这些变化呢？是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最后以1600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才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他个人在战争中的经历，三次被征入伍，曾在西线步兵营里噩梦般地服役，而且还在凡尔登气象基地服役时，参与过为德国攻击美国士兵准备毒气？也许，他的老师胡塞尔会这样想，十几年后，当胡塞尔对海德格尔深感失望之际，曾经苦涩地说过：“战争和无可逃避的劫难会让人变得神秘莫测”。但是在1919年，海德格尔这封著名的信件压根没有提及两年间所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无论是可怕的战争，还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无论是旧王朝的覆灭，还是什么共和国的宣告建立，他都只字未提。的确，那是德意志的艰难时世，但他对所有的事件保持了沉默。说到底，他是一位哲学家，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神学家，总之是宗教情怀很重的人，因此在写给克瑞博神父的这封信中，他始终所谈的只是信仰问题，即尽管从1916年开始，他一直在弗莱堡大学讲授天主教哲学，并已基本确立了作为天主教哲学家的声誉，但他还是要极为郑重地告知这位友人，他已决定义无反顾地放弃对天主教教义、教规的遵奉，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他的个人生活中——
尊敬的教授先生：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将所有具体的研究工作都搁置一边，以便集中心力，从根本上理清我的哲学立场。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再不脱离哲学之外的某些精神约制，我将无法自由地从事著述和讲学。对于认识论本身以及对历史真理的内在了解，使天主教的全套说理对我成了问题，成了不可接受的东西——这并非是说整个基督教和形而上学不可接受，虽然对它们我也想赋予新的视角。

　　我相信我已十分强烈地——也许比那些官方代表更强烈——感受着并能正确评断中世纪天主教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且我认为对这种价值我们传承和弘扬得还远远不够。我对宗教现象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中世纪宗教的研究，将毋庸置疑地表明，虽然我的基本遵奉有所改变，但我决不会让自己失去对天主教生活世界的客观、崇高评价与敬意。

　　因此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我诚望不致因此丢掉您的无与伦比的友情，这是我的珍贵财富。我为此对您表示由衷的谢忱，我的夫人（她预先向您告知此事）和我本人愿意维护对您的整个信赖。作为一个哲学家是难的——他既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而且还要教别人以真诚——这种生活要求牺牲、奉献和艰苦劳作，而这些品质是那些“学术掮客”们永远无法理解并感到陌生的。我深信哲学是一种天职，这一天职召唤人的内在自我的永恒声音，并让我在工作中得以履行。仅仅为了这样的召唤，我将献出我的一切能力，并在伟大的上帝面前，证实我无愧于我的存在与生活。

　　我的夫人也向您致以最温暖的问候。

　　无限感激您的马丁·海德格尔

　　1919年1月9日 弗莱堡

　　对于29岁的海德格尔来说，这封信是标志他哲学与宗教思想转变的分水岭。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正式宣布退出天主教会之后，并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而只是为了争取到“信仰的自由和理论的自由”，而他之所以敢迈出这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还在于他已经看清楚，由于他这时已与蜚声欧美的“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退出教会已不至于影响到他的生存，特别是在大学中的地位，他仍然能够以哲学为“天职”。也许他还有另外一个充分的理由，那就是他后来所多次强调的，真正的思想家应该像一神教那样，“只思想一个思想”。但实际上他的贯彻是不彻底和似是而非的，在神学与哲学之间，他选择了哲学，也保留了上帝，所以毋宁说，他选择了做上帝的自由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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