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营那边(下)
文图/高海涛 编辑/安然
可能就是因为女兵的鼓励,我离开部队的时候并没有太多伤感,作为同年入伍的兵中最早离开军营的人,似乎还有点激动和自豪。军营虽美,终非吾土,归去来兮,故园书好胡不归,父母年迈胡不归。我义无反顾,豪情满怀,我甚至没有预先写信告知家里。晨光微露时分,营区深处白杨玉立,战友们都忙着出操上岗,我开始起程,天涯孤旅,芳草连天,从武汉到北京,又从北京换上直达列车,就无比快乐地回到了我的辽西老家——
故乡破旧的房屋令我神往,
我多么渴望回到慈母身旁,
在通往古老的佐治亚洲的道路上,
美丽的木兰花斗艳争芳……
许多年后,当我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偶然读到这段英文诗,仍然觉得自己当年的快乐无可谴责。1976年,惊蛰刚过,残雪犹存,但当我只穿一身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同三年前离家入伍时毫无二致地出现在父母面前时,我从他们宽宏慈爱的惊喜中看到了苍老无言的失望,这让我顿感无颜,并内疚不已。当兵三年没探过家,父母连看都没有看过我戴上领章帽微、作为正式军人的样子,更没有过一次向亲友炫耀有个当兵儿子的机会,为此我真是空前的内疚。但我只能努力做出欢天喜地、见多识广、成熟懂事的样子。只有一次,当母亲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灯下问我,因为啥从部队回来,是不是太想家了没出息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的眼泪滴在母亲那有些破旧的衣襟上,我说妈妈,好妈妈,别问了,反正你儿子没犯任何错误。
是呀,我能犯啥错误呢?在复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自己也不断追问自己。直到有一天,当我翻开胡太玄科长送的《鲁迅全集》,翻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欣喜地发现,鲁迅先生其实早就有过和我同样的迷惘,因为他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要将我送到书熟里去了。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坏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别了,我的蟋蟀们!别了,我的覆盆子和木莲们!”
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管为什么,总而言之,鲁迅和他的百草园,我和我的军营,就这样都别了。而我和当兵前一样,又恢复了每天晚上看书的旧习。看书,去南方,从南方回来还是看书,这就是我生命的一段历史。在七十年代中期的难忘岁月,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在努力看书,我把所有能找到的书都看得书页翻卷,韦编三绝。看了《鲁迅全集》,看了《别了,武器》(又译《战地春梦》),再后来,看了《追忆年华似水》……
美国批评家约翰·玛西在《文学的故事》中写过诗人爱伦·坡的故事,他说这位杰出的美国诗人从不因贫困而悲叹,也不因被忽略而伤感,那都是他所不屑的。诗人生活中的一个悲剧是这样的:他曾当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候补生,而多年之后当他妻子临终时,床上所盖的唯一的东西,还是他的军服。我是在某个下雪的日子读到这段话的,突然不觉呆住。
我几乎从来没给首长和战友们写过信。我知道,战友们会陆陆续续都从部队走的,女兵们也同样会离开军营。想到穿着那样合身的绿军装的女兵也会离开军营,我由衷地感到军营有它冷漠无情的一面。但兵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都会走,女兵也会走,碧绿的白杨也会走,不是吗?
忆得绿军装,处处怜芳草。
日照军营,月照军营,新兵们一茬茬地守卫它,老兵们一茬茬地怀念它,而每个老兵,可能都有他不同于别人的怀念方式。军营,你以为你是谁吗?时隔多年,我没有像爱伦·坡那样贫困,也没有像爱伦·坡那样伟大,不过我至今仍整洁地保存着当年穿过的军装,因为,那纯正的绿色不仅让我怀念已逝的军中岁月,也让我经常提醒自己,一个人只要曾经是战士,那他就再也不可能不是战士。法国哲学家萨特说:“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即使一个人走路,也仿佛是行进在兵车隆隆、铿锵浩荡的行列中。
(完结)
(本文原载于武汉《芳草》杂志2013年第5期)
著名评论家、诗人张翠教授点评:
锦州师专中文系主任张翠教授
重读海涛老师的散文《在军营那边》,又有许多新的感动。以前读,我更多是把它当作成长散文,从中看到了一个年轻战士内心世界的成长,那些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女兵,牵动了一个战士的心,从此,一个年轻的兵走向成熟,一个作家的心灵史变得丰富,剑胆琴心,侠骨柔情兼备。
这次重读,我更深地理解了老师放在“玉壶”中那颗晶莹闪亮的“冰心”。没有当过兵的人,无法写出这样“芳草萋萋”的感受,“晴川历历”的深情。尽管老师的军旅生涯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刻骨铭心的记忆已成为其灵魂的密码。作为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的高海涛先生,手持烟斗,书香染人,也许没有人会想到他当过兵,但他自己却从未忘记自己曾经是一名战士。
军营是绿色的,青春也是绿色的,在盛夏读此文,满眼绿意,仿佛世界也变得年轻和美丽了。